那一片槐林

　　或许是因为舟车劳顿，昨夜睡得确实很香甜，清晨还在迷迷糊糊的睡梦中，便听见窗外淅淅沥沥的细雨声，记忆里故乡的冬天是个多雨的季节，阴冷而潮湿。起床后拉开窗帘，窗外的那一丛青皮单竹和那棵高大的香樟树朦胧在漫天的浓雾里，树叶上的小露珠儿正嘀嗒嘀嗒的掉落下来，凝汇成一首细雨之歌。

　　这是个依河而建的小镇安溪镇，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行走在曾经熟悉的街道，浓雾渐渐散去。远远的就看见车站小广场中央的那棵黄桷树，童年的印象里黄桷树下是小镇最热闹的地方：每逢赶集的日子，在树下摆摊卖小玩意儿的、修鞋的、剃头的和卖菜的便挨挨挤挤的做起生意来。当然，最让人眼馋和流口水的自然要数那个卖麦芽糖的地方了。穿过车站广场，绕过镇政府和医院大楼，就看到安溪大桥了，桥的那一头，是前几年新建的安溪小学，镇上好几年前就已经没有初级中学了，读初中和高中都必须到县城去。我突然想起，我应该去安溪学校旧址看看，还有离家多年，我应该去看看苏老师。

　　老校区坐落在离镇中心一里路开外的一处山坳里。沿着通往镇外的公路朝前走，再走过一段小斜土坡就到了。我站在土坡上向学校的方向望去，当年的四合院教室已难觅其踪，取而代之的是几幢新式的小洋楼，教师宿舍楼的外墙上挂着龙峰村村委会的木牌子，本已斑驳的围墙在岁月的侵蚀下更加斑驳了。围墙外的小山坡上，冬季落叶后的那片洋槐林，疏朗向上的枝条在冬日的阳光下明媚成一道美丽的剪影。

　　那年，我十三岁，从村里的民办小学考入镇上的中学读初中。学校由二个部分组成：小学部和初中部。小学部是全镇唯一的公立小学，每个科目都有不同的老师任教，不像我们民办村校的学生，同一个老师包揽全部学科的教学，还从一年级一直教到六年级，就这点区别就让我们这些乡村的孩子羡慕不已了。我想，从此之后，我也会有“很多老师”了。

　　我的班主任张生福老师是安溪镇出了名的高材生，刚从四川师范大学毕业，儒雅的外表，白净的圆脸上架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总是在课余的时候抱着一本厚厚的书看得十分投入。时间久了，同学们都知道了张老师的秘密：他是在为考研而刻苦努力着，因为家庭贫困，不得不选择一边工作一边苦读。张老师的这种刻苦精神，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全班同学的学习态度。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学校新来了一个姓苏的女老师。记得那天下午地理课，上课的铃声刚刚响过，教室里还未完全安静下来的时候，一个穿着红裙的袅袅婷婷的女子手持课本走进了教室，随着班长的一声：“起立！”教室里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她示意我们坐下，从讲台上的粉笔盒里拿出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苏雅倩”三个字，然后才自我介绍说：“同学们，这是我的名字，我以后就是你们的地理老师，虽然目前中考成绩不统计地理这门学科，但是想要成为一个博学的人就一定不要拒绝它。”不得不承认，当时懵懂的我们都只是把精力放在语、数、英等主要科目上，对于像地理和历史那样的科目，私底下都称之为“豆芽学科”。但是苏老师的课确实是生动的，她的每一节课总会用十分钟的时间来讲述一个景点或者一个地理环境十分独特的地方，让年少的我对外面未知的世界充满着无限的向往。

　　时间久了，同学们跟苏老师熟络起来，发现苏老师特别钟爱红颜色，而苏老师自己却说：“我喜欢白色，像洋槐花盛开时候的那种如雪的白。知道我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吗？就是因为对面小山坡上长满了洋槐树。”一个男生扮着鬼脸说：“苏老师你骗人，我知道你为啥会来这个地方。”苏老师的脸顿时就红了。

　　苏老师的老家在西安，而她自己却生得一副典型的江南女子温婉灵秀的模样，与印象中西北女人的粗犷相去甚远。校园是个传播“小道消息”最为讯速的地方，苏老师才来学校半个月，大家就都知道她是为张老师而来的。她和张老师都是四川师范大学的学生，只是她比张老师低一个年级，张老师回乡任教，她毕业后放弃了更好的选择来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小镇，追随心中那份圣洁的爱情。

　　苏老师应该是极有“人缘”的人，学校的学生和老师都非常喜欢她。所以在李老师被调离安溪中学后，苏老师不仅仅是我们的地理老师，还担当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在一个阳光和煦、洋槐花香飘满园的日子，我和其他六个同学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青团。曾经，非常非常的羡慕那些入团的同学，一度认为只有学习成绩好，非常优秀的学生才有加入中国共青团的资格。是苏老师鼓励我说：“做人不需要成为最优秀，但一定要做最好的自己。”

　　望着小山坡上洁白如雪的洋槐花，苏老师说：“这个周末团委的活动就是去镇上的敬老院看望孤寡老人，周末叫上团委的同学都去采槐花，我们做了槐花包子给他们送去。”故乡多槐树，只知槐花香，却未曾吃过，第一次听说要吃槐花，让我有些惊讶和期待。苏老师领着我们穿梭在槐林里，专采那种还未完全开放的花，她说只有这样的花做出来的包子才是鲜香适宜的。我们借用了学校的食堂，生平第一次跟着老师学着做槐花包子。平常在食堂负责煮饭的赵奶奶也加入到我们的活动中。

　　赵奶奶算得上是个非常苦命的女人，她的丈夫原本是安溪镇的镇长，在“文革”的时候被打成“右派”，被“红卫兵”拉出去“批斗”打成内伤后吐血而死，唯一的儿子也英年早逝。前几年收养了一个患有严重角膜内皮功能衰竭症的弃婴，小女孩已经六岁了，长得漂亮可爱，也很懂事，知道奶奶在忙的时候，她都是一个人玩从来不给奶奶添乱。学校的老师们也都很疼爱她，苏老师在空闲的时候就常常教她唱歌，她有甜甜的铜铃般的嗓音，所以大家都叫她“小叮当”。

　　岁月不经意的流逝着，年少的我们都渴望着快快长大，哼唱着那首《同桌的你》，便又是一年槐花盛开的季节了。教室的黑板旁多了一本挂历，每天的值日生负责撕掉一页：中考倒计时70天，69天，68天……在这样的时刻，似乎所有的人都进入了紧急备战状态，就连班上最调皮的男生，也少了些打闹的声音。自从听说苏老师感冒发烧后已经有十来天没有看到她了，这几天连张老师也很少出现在教室里，紧张的气氛中又掺杂了几分不安和猜疑。下午放学后，班委的几个同学相约去找校长问明情况，却听到一个最不幸的消息：苏老师得的是白血病！现在正住在县人民医院里。

　　没有等到中考，苏老师就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她最爱的张老师。她说：“对不起，我没能等到你研究生毕业，但我还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要把我的眼角膜捐赠给小叮当。我想留在你的家乡，请你一定帮我完成这个心愿！”

　　槐林里，站在苏老师的坟前，我回忆起十六岁那年伤感的青春。“苏老师，我回来了，”我说。身后传来隐约的脚步声，一个红衣女孩走近我，“你是苏老师的学生吗？”她问，声音如铜铃般甜美。我转头看她的时候，看到一双含笑的、似曾相识的眼睛……
　　（文/晚霞映风铃）